九月二十日，秋分前一天，长白山草北屯合作社的晒场上，金黄色的玉米棒子堆成了小山。二十几个社员正忙着脱粒、晾晒、装袋，一派丰收景象。但合作社的会议室里，气氛却有些凝重。
曹大林看着桌上那份刚送来的通知，眉头紧锁。通知是县林业局发的，内容很简单：近期接到多起举报，有野猪群下山祸害庄稼，请各合作社组织力量驱赶防护，必要时可申请猎捕指标。
“不只是咱们屯，”王经理指着地图，“周边七个村屯都报上来了。二道沟最严重，三十亩玉米地，一晚上被野猪拱了一半。”
吴炮手抽着烟袋：“今年橡子收成不好，山里的野猪饿疯了，就往山下跑。按老规矩，这时候可以组织打一批，但得有指标。”
“指标不好批，”张大山说，“去年咱们申请的五十头指标，只批了二十头。县里说现在保护野生动物，要严格控制。”
刘二愣子年轻气盛：“那咋办？眼看着庄稼被祸害？咱们辛辛苦苦种一季，不够野猪一晚上糟蹋的。”
曹大林沉思。这是个两难问题：不打，庄稼保不住；打多了，破坏生态。合作社成立的初衷是保护山林，但如果连社员的庄稼都保护不了，谈何保护？
“我的想法是，”他缓缓开口，“先防后打。组织护秋队，晚上巡逻，用鞭炮、锣鼓吓唬野猪。实在吓不走的，再申请指标打。”
“防得住吗？”有人怀疑，“野猪那玩意儿，皮厚胆子大，放鞭炮顶多吓跑一会儿，转个圈又回来了。”
“试试看，”曹大林说，“咱们合作社不就是干这个的？既保护庄稼，也保护野生动物。找一条中间路。”
会议决定：成立秋收保卫队，由青年突击队为主力，吸收有经验的老猎人，分片包干，保卫七个村屯的秋收。同时向县里申请紧急猎捕指标——不是为打而打，是为保而打。
第二天，秋收保卫队成立。刘二愣子任队长，下设七个小组，每组五人，负责一个村屯。合作社拿出了压箱底的装备：十支五六式半自动步枪（实弹），三十个手电筒，二十面锣，还有合作社自制的“驱兽炮”——用铁管做的，装火药，能响能闪光。
九月二十一日，秋分，保卫战打响。
第一晚，刘二愣子带第一组驻守二道沟——灾情最重的地方。二道沟有五十多户人家，种了二百多亩玉米，是口粮的主要来源。
傍晚时分，小组到达。先查看地形。玉米地在山脚下，呈长条形，一边靠山，一边临河。野猪从山上下来，经过一片灌木丛，就能进入玉米地。
“得在灌木丛设防，”刘二愣子布置，“两个人守东头，两个人守西头，我机动。野猪来了，先放鞭炮，不行再敲锣，再不行……开枪吓唬。”
“能开枪吗？”队员问。
“朝天开，吓唬。”刘二愣子强调，“不到万不得已，不打。”
夜幕降临，玉米地里一片寂静。只有秋虫的鸣叫和远处河水的流淌声。五个人隐蔽在灌木丛后，眼睛盯着山路方向。
晚上九点，第一拨野猪来了。听声音，至少五六头。脚步声重，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在夜里很清晰。
“准备。”刘二愣子低声下令。
野猪进入视野。领头的是头大公猪，獠牙在月光下泛着白光。它走走停停，很警惕。后面跟着几头母猪和小猪。
距离五十米，四十米，三十米……
“放！”刘二愣子挥手。
东头的队员点燃鞭炮。“噼里啪啦！”寂静的夜里，鞭炮声格外刺耳。
野猪吓了一跳，停住，竖起耳朵。公猪发出低沉的吼声，但没后退。
“再放！”
又是一串鞭炮。这次野猪退了退，但没走远，在灌木丛边缘徘徊。
“敲锣！”
两面铜锣同时敲响，“咣咣咣！”声音在山谷间回荡。
野猪终于怕了，调头往回跑。但跑出一段，又停下，回头看。显然不甘心。
这样不行。野猪记吃，知道这儿有吃的，吓跑了还会来。刘二愣子想了想，有了主意。
“你们继续守着，我绕到它们后面去。”
他带上一挂鞭炮，悄悄从侧面迂回，绕到野猪群后方约五十米处。点燃鞭炮，扔出去。
“噼里啪啦！”
野猪前后受惊，终于彻底跑回山里了。
第一晚，成功。但大家知道，这只是开始。野猪饿，会再来。
果然，第二晚，野猪又来了。这次更聪明，不从老路走，从河边绕过来。好在西头的队员发现了，及时驱赶。
第三晚，野猪分两拨来，一拨佯攻，一拨真吃。幸亏刘二愣子经验丰富了，识破了伎俩。
连续三晚，野猪都没得逞。但保卫队员们也累坏了。白天要干活，晚上要守夜，眼睛熬得通红。
第四天，曹大林来视察。看到队员们疲惫的样子，心里不忍。
“这样不是长久之计，”他说，“人耗不过野猪。咱们得想个一劳永逸的办法。”
什么办法？大家讨论。
吴炮手说：“老辈人有法子：在野猪常走的路上下套，套住一两只，其他的就不敢来了。但下套可能伤着猪。”
张大山说：“可以种点野猪爱吃的，比如红薯、南瓜，在地边种一圈，野猪吃了就不进玉米地了。但见效慢。”
王建国从科学角度建议：“野猪怕光怕响，可以在玉米地周围拉上铁丝，挂上铃铛和反光片。野猪一碰，铃铛响，反光片闪，能吓跑。”
“都试试，”曹大林拍板，“多种方法结合。”
于是，保卫战进入第二阶段。除了晚上巡逻，还做了这些事：
在野猪常走的路上下“活套”——套住但不勒死，等人来处理。下了十个套，第二天早上套住两头：一头半大的公猪，一头小猪。都没受伤，只是困住了。
怎么处理？按老规矩，套住的野猪，如果是祸害庄稼的，可以打死。但合作社有合作社的规矩：不杀生取乐，不浪费猎物。
刘二愣子请示曹大林。曹大林想了想：“送到县动物园吧。他们正需要野生动物做展览。”
两头野猪被装上卡车，送到县动物园。动物园很高兴，给了合作社两百块钱——不多，但意义大于钱。
在玉米地周围种“隔离带”。合作社有红薯秧，连夜栽了五亩。红薯是野猪爱吃的，种在地边，野猪来了先吃红薯，就不进玉米地了。虽然损失了红薯，但保住了玉米，划算。
拉“警报线”。用铁丝在玉米地周围拉了一圈，挂上铃铛、铁皮罐、还有从县城买来的反光膜。晚上风吹过，叮当作响，月光一照，闪闪发光。野猪不敢靠近。
三管齐下，效果明显。接下来几晚，野猪来的次数少了，来的也不敢靠近，远远看看就走了。
但问题没完全解决。野猪是赶跑了，可玉米也快熟了。还有一个更大的威胁——熊。
九月二十五日，三道河村传来消息：玉米地发现熊的踪迹。不是一头，是一对，带只小熊。
熊比野猪难对付。野猪怕响怕光，熊皮厚胆大，鞭炮锣鼓不一定管用。而且熊是保护动物，不能打。
曹大林召集紧急会议。
“熊的事，得慎重，”他说，“一是保护动物，二是危险。咱们得既能保住庄稼，又不伤熊。”
怎么做到？大家犯愁。
孟库说：“我们鄂伦春人有规矩：遇到熊，不主动招惹。熊一般不吃庄稼，除非饿极了。今年山里橡子、松籽收成不好，熊可能真饿了。”
“那咋办？让它吃？”有人问。
“也不是，”孟库说，“可以在远离村子的地方，放点熊爱吃的，比如蜂蜜、鱼，把熊引走。”
“这叫‘调熊离山’，”吴炮手补充，“老辈人用过。但得有经验，不然把熊引到别处祸害，不道德。”
曹大林想了想：“这样，咱们组织一个小组，专门处理熊的事。孟库带队，挑几个有经验的，带上蜂蜜和鱼，到山里找熊，把它们引到深山里。”
“危险啊，”王经理担心，“熊那玩意儿，一巴掌能拍死人。”
“所以要小心，”曹大林说，“不靠近，远远地放食物，让熊自己找。一次不行两次，慢慢引。”
任务交给了孟库。他选了五个队员，都是胆大心细的。带上十斤蜂蜜（合作社自己养的蜂产的），二十斤冻鱼（合作社鱼塘养的），还有录音机——录了敲锣打鼓的声音，用来吓唬熊。
九月二十六日，小组进山。根据脚印和粪便，找到了熊的活动区域——一片松林。熊一家三口正在一棵大松树下睡觉。
孟库示意大家隐蔽。他们在距离熊约一百米的上风处（熊在下风闻不到人味），放下蜂蜜和鱼。蜂蜜抹在树干上，鱼摆在地上。然后悄悄退走。
退到安全距离，打开录音机。敲锣打鼓的声音响起。
熊被惊醒了。公熊站起来，警惕地张望。母熊护着小熊。它们闻到了蜂蜜的甜香，犹豫了一下，朝放食物的地方走去。
看到蜂蜜和鱼，熊很高兴。公熊舔树干上的蜂蜜，母熊和小熊吃鱼。吃饱了，晃晃悠悠往深山走去。
第一次引熊，成功。但熊记路，可能还会回来。
接下来的三天，小组每天去放食物，每次都往深山方向多走一段。熊跟着食物走，渐渐远离了村庄。
到九月三十日，熊已经引到离村庄十里的深山里。那里橡子树多，虽然今年收成不好，但总比没有强。熊有吃的，就不出来了。
熊的问题解决，但秋收保卫战还没结束。还有最后一个威胁——老鼠。
不是普通老鼠，是“山耗子”，个头大，数量多，专啃玉米棒。白天躲着，晚上出来，一晚上能糟蹋一亩地。
对付老鼠，不能用枪，不能用炮。得用传统方法：养猫。
合作社动员家家户户养猫。不够，就从县里买。买了三十只猫，分散到各个玉米地。猫晚上巡逻，抓老鼠。
还用了土办法：在地里放“猫尿罐”——罐子里装猫尿，老鼠闻到味道就不敢来。虽然味道难闻，但管用。
到十月上旬，秋收保卫战基本胜利。七个村屯的庄稼，保住了八成以上。损失是有，但控制在可接受范围内。
十月十五日，合作社召开总结会。
曹大林先说成绩：“这次保卫战，咱们动用了一百多人，持续二十五天，保住了三千多亩庄稼，估算减少损失二十万元以上。更重要的是，咱们摸索出了一套‘人防、物防、技防’结合的保护方法，既保护了庄稼，也保护了野生动物。”
接着讲经验：“第一，预防为主。提前发现，提前准备，比事后补救强。第二，多种手段结合。不能光靠一种方法，要因地制宜，综合施策。第三，尊重自然。对野生动物，能吓不赶，能赶不打，能打不杀。第四，依靠群众。发动家家户户参与，人人有责。”
最后讲不足：“咱们的装备还落后，主要靠土办法。以后要引进一些科技手段，比如红外报警器、太阳能驱兽灯。还有，咱们的应急机制还不完善，反应不够快。要建立快速反应队伍，随时能出动。”
会议决定：将秋收保卫队常态化，改为“生态护卫队”，常年负责庄稼保护和野生动物保护。刘二愣子任队长，队员从青年突击队中选拔，定期培训，随时待命。
会开完，秋收也进入尾声。晒场上，玉米堆成了金山。社员们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。
曹大林站在晒场边，看着忙碌的人们，心里感慨。三年前，合作社刚成立时，大家还只会打猎采参，看天吃饭。现在，已经懂得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，如何在保护中发展，在发展中保护。
这才是真正的山里人的智慧。
晚上，合作社食堂做了丰收宴。菜很丰盛：新玉米磨的面做的贴饼子，新黄豆做的豆腐，新收的土豆炖野猪肉，还有鱼塘里捞的鲜鱼。
大家围坐在一起，喝酒，吃菜，聊天。
吴炮手喝得高兴，话多：“我活了七十多年，经历了好几个‘秋收’。五十年代，跟野猪抢粮，用枪打，打得山里野猪都快绝了。六十年代，学‘除四害’，见啥打啥，结果生态坏了。现在这样好，既收粮，也保山。”
张大山说：“是啊。以前总觉得，人跟山是对头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。现在明白了，人跟山是伙伴，你对我好，我对你好。”
年轻人也深有感触。刘二愣子说：“这次保卫战，我学到的最重要的不是怎么赶野猪，是怎么理解野猪。野猪为啥下山？因为山里没吃的。咱们在山里种点野猪爱吃的，它们就不下来了。这就是‘治本’。”
孙小虎说：“还有熊。以前觉得熊可怕，现在觉得熊可怜。山里食物少了，它们也没办法。咱们给它们找条活路，它们就不来祸害咱们。”
这些话，从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嘴里说出来，让老辈人很欣慰。合作社的理念，传下去了。
宴席散后，曹大林回到家。春桃还没睡，在灯下缝补衣服。
“今天累了吧？”她问。
“累，但高兴。”曹大林坐下，“看到年轻人成长了，比啥都高兴。”
“是啊，”春桃说，“山山今天还说，长大了也要进青年突击队，保卫庄稼。”
曹大林笑：“那小子，才十一岁，就想那么远。”
“阿雅来信了，”春桃拿出一封信，“说在学校很好，还参加了生物兴趣小组，研究长白山的动物。”
曹大林接过信看。阿雅用工整的汉字写道：“曹叔叔，我们老师讲了生态平衡，我想到合作社的做法。你们是对的，保护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。我以后要考林业大学，回来帮合作社。”
“好孩子。”曹大林眼圈有点热。
夜深了，曹大林在灯下写日记。
“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五日，晴。
秋收保卫战结束。
保住了庄稼，也保住了野生动物。
更重要的是，保住了合作社的理念—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。
年轻人在这场战斗中成长了。
他们懂得了，保护不是一句空话，是要付出辛苦，是要动脑筋，是要有担当。
合作社的路，越走越踏实。
明年，还有很多事要做：
完善护卫队，引进新装备，扩大保护网络……
但只要有这份心，
有这些人，
路，
就能一直走下去。”
写到这里，他停下笔，看向窗外。
月光如水，洒在静静的山林上。
山睡了，
但守护山的人，
醒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