故事简介

    

    民国三十六年冬，我随三叔进山采药，误入一座被野草吞没的荒村。村里只剩一个瞎眼老太婆，她说这村子有规矩——每年除夕前，必须去后山铲掉坟头上新长的草，否则死人会“出来”。我们以为是疯话，直到那天晚上，我亲眼看见村口的老槐树底下坐满了“人”，个个穿着寿衣，脸白得像纸，正齐刷刷地扭头朝我看来……

    

    正文

    

    一

    

    我叫周德安，这辈子走过很多险路，见过很多怪事，但要说最让我脊背发凉、至今想起都睡不着觉的一桩，还是民国三十六年冬天那趟铲山。

    

    那年我二十三岁，跟着三叔周怀远在赣北一带跑江湖，说是采药，其实倒腾些山货皮子，日子过得紧巴巴。那年冬天雪来得早，才进腊月就封了山，我们爷俩被困在一个叫黄泥坳的小镇上，盘缠见了底，三叔急得嘴上起了一圈燎泡。

    

    就在这时候，镇上一个卖豆腐的老陈头跟我们说了一桩怪事。

    

    老陈头是本地人，六十多岁，满脸褶子像核桃壳，说起话来慢吞吞的。他说离黄泥坳三十里地，有个叫“阴洼”的地方，山里长着一种叫“棺材菌”的东西——就是老棺材板子上长的灵芝，红得发紫，据说泡酒能治百病，城里的大药铺愿意出大价钱收。

    

    三叔一听就来了精神，非要进山去碰碰运气。我劝他说大雪封山，进去容易出来难，他不听，说“富贵险中求”。我们收拾了干粮、砍刀和绳索，第二天一大早就上了路。

    

    雪是停了，但天阴得像一口倒扣的铁锅，铅灰色的云层压得极低，风刮在脸上像刀割。山路早被积雪盖没了，我们凭着老陈头画的歪歪扭扭的地图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里走。越往山里走，树木越密，光线越暗，四周静得只剩下脚踩积雪的“咯吱咯吱”声和远处偶尔传来的枯枝断裂的脆响。

    

    走了大约两个多时辰，我忽然觉得不对劲。

    

    三叔也停下了脚步，皱着眉四处张望。我们面前出现了一条干涸的河床，河床上堆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，石头缝里长着枯黄的杂草，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河床对面，隐隐约约能看见几间房子的轮廓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有村子。”三叔说。

    

    我们沿着河床走过去，果然是一个村子。村口立着一棵老槐树，少说有上百年了，树干粗得两个人合抱不住，虬龙般的枝丫伸向天空，在惨白的天幕下投下一片诡异的树影。老槐树底下是一口用青石板盖住的井，井沿上长满了青苔和枯藤。

    

    但是这个村子太安静了。

    

    安静得不正常。没有狗叫，没有鸡鸣，没有人声，甚至没有炊烟。房子倒是不少，有二三十户人家，青砖黑瓦，院墙齐整，有些院子的大门甚至还半敞着，仿佛主人只是临时出了趟门，很快就会回来。

    

    可是院子里的草已经长到半人高了。

    

    三叔的脸沉了下来。他走南闯北这么多年，什么村子没见过，但这种静得像坟墓一样的村子，他还是头一回遇到。他从腰后拔出砍刀握在手里，低声对我说：“跟紧我，别乱走。”

    

    我们在村子中间的石板路上走了大约一盏茶的功夫，忽然听见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像是什么东西在地上拖动。三叔侧耳听了听，循着声音的方向走过去，拐过一面土墙，看见了一间低矮的泥瓦房。

    

    这间房子跟村里其他房子不一样，它的门前扫得干干净净，一块草叶子都没有。屋檐下挂着一串红辣椒和几辫子大蒜，门板上贴着褪了色的门神画，纸已经发黄起边，但门神的样子还能看清——一个是秦琼，一个是尉迟恭，两双眼睛瞪得铜铃似的，死死盯着来人的方向。

    

    窸窣声就是从这间屋里传出来的。

    

    三叔站在门外，咳嗽了一声，喊了一句：“有人在家吗？”

    

    窸窣声停了。

    

    停了大约有三四秒钟，然后一个苍老沙哑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，像是破风箱漏气的声音：“谁啊？”

    

    “过路的，想讨碗水喝。”三叔说。

    

    屋里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传来木棍敲击地面的“笃笃”声。门从里面被拉开了，一股混合着草药和霉味的气息扑面而来。门口站着一个老太婆，佝偻着腰，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，灰白的头发在后脑勺挽了个髻，干瘦的脸上全是皱纹，两只眼睛空洞洞地盯着前方——不对，不是盯着，是她的眼珠子像两团浑浊的玻璃珠子，一动不动，根本没有焦点。

    

    她是个瞎子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进来吧。”老太婆转过身，拄着木棍慢慢走回去，坐回到灶台前的一把矮凳上。灶膛里的火烧得不旺，暗红色的火光映在她脸上，让她的表情看起来忽明忽暗，像是在哭又像是在笑。

    

    三叔示意我进屋，把门带上。

    

    屋里很简陋，一张方桌、几条板凳、一个歪歪斜斜的碗柜，靠墙是一张木板床，床上铺着旧棉被，被子叠得整整齐齐。灶台在屋子的另一头，铁锅里咕嘟咕嘟煮着什么，冒出的热气在昏暗的光线中袅袅升腾。

    

    老太婆给我们倒了两碗热水，也不问我们从哪里来，也不问我们要到哪里去，就那么坐在灶台前，双手搭在膝盖上，直愣愣地“看”着灶膛里的火。

    

    三叔喝了口水，试探着问：“老人家，这村子怎么就您一个人？其他人呢？”

    

    老太婆的嘴角微微抽动了一下，这个动作很快，快到几乎看不出，但我正好在看她，所以捕捉到了。她没有立刻回答，而是伸出鸡爪一样的手，往灶膛里添了根柴。火光照亮了她的脸，我看见她那双瞎了的眼睛里映出两个跳动的光点，像两团小小的鬼火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走了。”她说，声音平淡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，“都走了。有的下山去了，有的……出不去了。”

    

    “出不去了是什么意思？”三叔追问。

    

    老太婆忽然笑了。那笑声不大，但在安静的屋子里听得格外清楚，像是枯叶被风卷起在地上摩擦的声音，让人听了浑身不自在。她说：“你们是外面来的吧？不知道这地方的规矩？”

    

    “什么规矩？”

    

    老太婆慢慢转过头，用那双空洞的眼睛“看”着三叔的方向，慢悠悠地说出了一个让我至今都忘不了的词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铲山。”

    

    二

    

    “铲山？”三叔皱起了眉头，“什么意思？”

    

    老太婆伸手在灶台后面的墙缝里摸索了一阵，掏出一把生了锈的钥匙，又用手把灶台上的一层灰抹掉，露出灶台上方墙上一个小小的凹槽。她用钥匙在凹槽里转了转——原来那里藏着一道暗锁。随着一声沉闷的“咔哒”声，墙面上无声无息地裂开了一条缝，那是一道做工极其精巧的暗门，门板合上时和墙壁浑然一体，根本看不出来。

    

    暗门后面是一个尺把见方的空间，里面放着一个铁皮盒子。老太婆把盒子抱出来放在膝盖上，掀开盖子，从里面摸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。册子已经发黄发脆，封面上的字迹模糊不清，她摸索着翻了翻，停在其中一页，把册子递过来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你念给我听听，第三页，倒数第五行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

    我接过册子凑近灶膛的光一看，那是一本手抄的村规民约，纸张脆得仿佛一碰就要碎掉。封面上写着“阴洼村规”四个楷体字，笔锋工整有力，翻到老太婆说的那一页，是一段用蝇头小楷写成的文字：

    

    “阴洼之山，葬我先人。岁末之期，须铲坟草。草不过寸，土不积丘，坟头洁净，亡者安宁。若不铲山，草没坟头，亡者不安，必生祸端。切记，切记。”

    

    我念完了，抬起头看着老太婆。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只是把手缩回来，重新合上盖子，把铁皮盒子放回暗格里锁好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这地方邪得很。”她说，“阴洼村立村多少年，我也记不清了，反正有好几百年了。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，每年除夕前两天，全村的男丁都要上山，把坟头上的草铲干净，一棵不能留，留了就要出事。我嫁到这个村的时候才十八岁，那年冬天，村长带着人上山铲山，有个后生偷懒，有一户的坟头没铲干净，留下了巴掌大一片草没拔。当天夜里，就出了事。”

    

    三叔的眉头越皱越紧，我在旁边听得头皮一阵阵发麻，但嘴上还是不太服气，忍不住插了一句嘴：“老人家，坟头长草不是常事吗？跟出事有什么相干？”

    

    老太婆“看”向我的方向，那双瞎了的眼睛里忽然流露出一丝我形容不出的神情，像是怜悯，又像是嘲弄，又像是某种更深更浓的东西。她说：“年轻人，你不信鬼神吧？”

    

    我没说话。说实话，我这人走南闯北，怪事也见过几桩，但你要说信鬼神，我也算不上信，最多就是觉得有些事暂时解释不了。

    

    老太婆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，也没多说什么，只是从灶膛里拨出一根燃烧的木柴，扔在地上用脚踩灭，然后站起来，拄着木棍慢慢朝门口走去。“天快黑了，”她说，“你们今晚就住这儿吧，明天一早赶紧走，别在村里过夜，更别上山。”

    

    “为什么不能上山？”三叔问。

    

    老太婆走到门口，忽然停住了。她把手放在门上，没有回头，背对着我们站了好一会儿。就在我以为她不会回答的时候，她开口了，声音低得像是自言自语：“因为山上的那些坟，早就不是坟了。”

    

    我还想再问，三叔伸手拦住了我。他的表情很凝重，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没见过的东西，不是害怕，更像是某种慎重。他冲我微微摇了摇头，示意我不要再多嘴。

    

    那一夜，我和三叔就歇在这间泥瓦房里。老太婆给我们腾出了一条长凳，又抱了一床薄被子来，让我们靠在灶台边上凑合一夜。三叔把砍刀压在枕头底下，又叮嘱我把裤腰带系紧，说万一有情况好跑。

    

    我躺在长凳上，翻来覆去睡不着。屋外的风声像有人在哭，从门缝里钻进来，呜呜咽咽的。屋里的灶火早就熄了，只剩下一点暗红色的余烬，像一只慢慢闭上眼睛的血红的瞳孔。老太婆早就睡了，在床上发出均匀的呼吸声，但那个呼吸声听着也不对劲——太均匀了，均匀得像是在装睡。

    

    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睡着的。也不知道睡了多久，迷迷糊糊之间，我觉得有人在碰我的脚。我猛地惊醒过来，发现三叔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面前，一只手紧紧捂住我的嘴，另一只手竖在自己嘴边做了个噤声的手势。

    

    他一只手掐着我的胳膊，力道大得出奇，指甲都快掐进肉里了。他凑到我耳边，用几乎听不见的气音说了三个字：“跟我走。”

    

    我没敢多问，蹑手蹑脚地从长凳上爬起来。三叔已经把门闩悄悄拨开了，门开了一条缝，外面的冷风裹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涌进来。那股味道很特殊，像是什么东西烧焦了之后又被雨水淋湿，再被太阳一晒散发出来的味道，又像是什么东西腐烂了很久很久的味道，还夹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甜腥气。

    

    三叔把门推开，先探头出去看了看，然后回头冲我一招手。我们俩猫着腰溜出了屋子，贴着墙根摸到院子拐角处的那棵老槐树后面。三叔把我按在一处土坎后面，顺着他的目光往村子中间的方向看过去。

    

    这一看，我的血一下子就凉了半截。

    

    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，不知道什么时候亮起了灯。

    

    不是电灯，是油灯，一盏一盏的油灯，星星点点地摆在地上，围成了一个圆圈。灯光晕黄而微弱，在夜风中明明灭灭，把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照得忽隐忽现，像无数只干瘦的手在夜空中挥舞。

    

    而在那些油灯旁边，坐着人。

    

    不是一个人，是一大片人。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，少说有六七十个，整整齐齐地围坐在老槐树底下，面朝圆圈的中心，背朝外，没有一个交头接耳，没有一个左顾右盼，就那么安静地坐着，安静得像是泥塑木雕。

    

    但这不是最可怕的。

    

    最可怕的是，那些人的身上，都穿着寿衣。黑的、白的、藏青的，绸的面子，绣着寿字纹，领口袖口滚着黑边。大冬天的夜里，一个人穿着寿衣坐在村口的老槐树底下，这已经够瘆人了，更何况是六七十个。

    

    我腿肚子开始打颤，上下牙磕在一起，发出细碎的“咯咯”声。三叔蹲在我身边，一只手按在我肩膀上，手掌也在微微发抖，但他的声音还算稳，低声说：“别出声，别动，看仔细了。”

    

    我捂住自己的嘴，拼命让自己平静下来，定睛再看。

    

    那些穿寿衣的人始终没有动，就那么坐着，背朝着我们。我想要看清他们的脸，但他们坐得端端正正，脖子挺得笔直，后脑勺上的头发在灯光下泛着暗沉沉的光泽，像一根根竖起来的针。

    

    忽然，坐在最右边的一个动了。

    

    那个人缓缓地、缓缓地转过头来，像是一台生锈的机器在运转，脖子每转动一寸都伴随着一种我说不出的僵硬的“咔咔”声——当然，那很可能只是我心里的幻听，但那种缓慢到近乎凝固的动作，比任何声音都更让人毛骨悚然。

    

    那个人转了过来。

    

    风雪帽

    

    不是普通的青色，是那种在冰水里泡了三天三夜的白中泛青的颜色。嘴唇是乌黑的，像涂了一层墨汁。两只眼睛瞪得浑圆，眼珠子一动不动的，但瞳孔里映着地上的油灯，映着老槐树的影子，也映着蹲在土坎后面的我和三叔。

    

    那人的嘴角微微上扬，露出一个笑的表情。

    

    但那个笑容不是对着我们的——准确地说，那个笑容出现在一个人转过头来的一瞬间，像是早就准备好了，就等着转过来的那一刻绽放出来。那笑容没有温度，没有感情，像是一张画上去的面具，僵硬地挂在青灰色的脸上。

    

    然后，第二个也开始转头了。

    

    接着是第三个，第四个，第五个。他们像是被同一根无形的线牵引着，一个接一个地转动脖子，动作一模一样，速度一模一样，连转动的角度都一模一样——先转到四十五度，停一停，再转到九十度，然后就是那张青灰色的脸和那个僵硬的笑容。

    

    六七十个穿寿衣的人，齐刷刷地转头看着我们藏身的方向。

    

    风不知道什么时候停了。夜静得出奇，静得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，能听见三叔咬紧牙关时颧骨发出的细微的咯吱声，能听见地上的油灯灯芯燃烧时发出的轻微的“滋滋”声。

    

    然后，那些人开始笑了。

    

    不是哈哈大笑，不是嚎啕大哭，而是嘴唇紧闭着，嘴角慢慢往两边咧开，咧到一个正常人根本做不到的角度，露出里面发黑的牙床和参差不齐的牙齿。那个笑容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挂在每一张脸上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宽，几乎要咧到耳朵根。

    

    我浑身上下像被浇了一桶冰水，从头顶凉到脚底板，整个人僵在那里，连发抖都抖不出来了。

    

    就在这时候，我身后的方向传来了一个声音。

    

    是木棍敲击地面的声音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笃、笃、笃。”

    

    一下一下，不紧不慢，像是在丈量什么，又像是在数着什么。那个声音从我们身后那间泥瓦房的方向传过来，越来越近，越来越清晰。

    

    我僵硬地扭过头一看，老太婆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到了院子里。她还是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，还是拄着那根木棍，但此刻她已经不再佝偻着腰了。她的脊背挺得笔直，整个人像一杆标枪戳在地上。她那双瞎了的眼睛直直地“看”向前方老槐树的方向，嘴唇翕动着，发出一些含混的音节，像在念经又像在咒骂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回去。”她说，声音不大，但在这死寂的夜里传得格外远，“都给我回去，还没到时候。”

    

    话音刚落，老槐树底下的油灯突然全部灭了。

    

    那些穿寿衣的人也消失得干干净净，仿佛从来没有存在过。

    

    月光洒下来，照在老槐树光秃秃的枝丫上，照着那口用青石板盖住的枯井，照着空荡荡的村口石板路。只有地上的积雪还在，雪地上清清楚楚地印着六七十个人围坐的痕迹，但——没有脚印。

    

    从村口通往老槐树底下，从老槐树通往四面八方，雪地上干干净净，一个脚印都没有。

    

    那些人像是凭空出现的，又像是凭空消失的。

    

    我双腿一软，一屁股坐在了地上。

    

    三

    

    我坐在那个土坎后面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心脏砰砰砰地擂着胸腔，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。三叔蹲在我身边，一只手扶着我的肩膀，他的脸色在月光下白得像纸，但眼神还算镇定。

    

    老太婆拄着木棍慢慢走过来，走到我们面前站定。她低头“看”着我们——虽然她是瞎子，但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她看得见，而且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。她张了张嘴，叹了口气，那个叹气声里装满了某种我读不懂的东西，又像是在叹息，又像是在庆幸，又像是松了一口气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你们看见了。”她说。不是疑问句，是陈述句。

    

    三叔深吸了一口气，站起来，拍了拍膝盖上的雪。他的声音有些发紧，但吐字还算清楚：“老人家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些……那些是人还是鬼？”

    

    老太婆没有回答这个问题。她转过身，拄着木棍慢慢往回走，走了几步，忽然停住了。她站在院子中间，月光把她单薄的身影拉得很长很长，投在结了一层薄冰的地面上，像一根被风吹弯的枯竹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明天，”她说，没有回头，“你们跟我上山。”

    

    “上山？”三叔追问，“去铲山？”

    

    老太婆没有再说话，重新佝偻起腰，一步一步走进了屋里。木棍在门槛上磕了一下，发出沉闷的一声响，像是某种仪式完成后的最后一道钟声。

    

    三叔看了我一眼，没有说话，我也没说话。我们默默地从地上站起来，跟在她后面回到了屋里。门一关上，那种阴冷的感觉就消退了大半，灶膛里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被拨亮了，暗红色的火光把屋子照得暖烘烘的，像是在努力告诉我刚才的一切不过是一场噩梦。

    

    但我俩心里都清楚，那不是梦。

    

    那天晚上，我和三叔谁都没再合眼。我躺在长凳上，三叔靠坐在灶台边上，两个人就那么睁着眼睛，听着屋外风声一阵紧似一阵，听着木棍偶尔敲击地面的“笃笃”声从里屋传出来，像是老太婆在来回踱步，又像是什么别的东西在丈量着什么。

    

    天刚蒙蒙亮，老太婆就起来了。她烧了一大锅稀粥，放了红薯和干枣，招呼我们吃了。她自己吃得不紧不慢，一小口一小口地抿，像是在进行某种必须完成的仪式。三叔吃得心不在焉，我则完全是硬往嘴里塞，食不知味。

    

    吃完饭，老太婆摸索着从床底下拖出一个落满灰的竹篓子。篓子里装着两把生锈的铁铲，铲刃上全是深褐色的锈迹，那片锈的颜色不对，不像是铁锈常见的红褐色，而是发黑发暗的深褐色，像是被什么东西浸透了之后又晾干的颜色。她摸了摸铲刃，在袖口上擦了擦，递给我们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拿着。”她说，“上了山别乱跑，跟着我走，我走哪里你们走哪里。看见坟头就铲草，草要连根拔，一根不留。铲完了别回头，别说话，别数数，别喊名字。听见什么都别应，看见什么都别停。记住了？”

    

    三叔接过铁铲，掂了掂分量，问我：“你记住了？”

    

    我点头，又想起她看不见，赶紧补了一句：“记住了。”

    

    老太婆从怀里摸出一根红绳子，让我和三叔一人一头系在腰上，中间大约隔了三尺来长。她自己不系，拄着木棍走在最前面带路。那根红绳子看起来有些年头了，颜色发暗发褐，表面磨得起毛，但我凑近了闻了闻，闻到一股淡淡的朱砂和雄黄的味道。

    

    我们在蒙蒙亮的天光里出了门。

    

    山就在村子的后面，不算高，但林木茂密，冬天叶子落光了，黑黢黢的树干密密匝匝地挤在一起，像一大片竖起来的墓碑。老太婆虽然瞎了眼，走路却比我们俩都利索，木棍在前面探路，脚尖紧随其后，每一步都踩得不偏不倚，仿佛这条路她已经走过千百遍，闭着眼睛都能走。

    

    事实上，她确实是闭着眼睛都能走。

    

    上山的路是一条羊肠小道，两边长满了枯黄的茅草和不知名的灌木，有些地方的茅草长得比人还高，把路挤得只剩下一肩宽。走在前面的三叔还好，我背着竹篓子走在最后面，茅草的锯齿叶子划在脸上生疼。头顶上的天空被两侧的树枝切割成一条窄窄的灰白色缝隙，像一只半睁半闭的眼睛。

    

    走了大约一炷香的功夫，老太婆停下来了。

    

    我伸头朝前一看，顿时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    

    前面是一片山坡，不算陡，但放眼望去，密密麻麻全是坟包。大的小的，高的矮的，新的旧的，有些坟头还有残破的墓碑，有些就只是一个隆起的土堆。但无论是哪种坟，上面都长满了草——不是普通的草，是一种我从没见过的草，叶子细长如针，颜色是一种不正常的深绿色，绿得发黑发亮，像是从地底下吸收了某种不属于阳光的能量才长出来的。

    

    那些草密密麻麻地覆盖在每一个坟头上，层层叠叠，有的甚至已经垂到了地面上，乍一看不像坟头长草，倒像是一个个浑身长满绿毛的怪物蹲伏在山坡上，正在沉默地等待着什么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开始吧。”老太婆说，“先铲最大的，按顺序来，从左到右，从上到下，别乱了。”

    

    三叔撸起袖子，握紧铁铲，走到最近的一个大坟包跟前。那坟包足有两人长半人高，碑上刻的字已经被风雨磨得看不清了，但从坟头的规模来看，埋的应该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。坟头上的草格外茂盛，密密匝匝地长满了一层，最小的也有小指粗，最大的已经长到拇指粗细，像一条条青黑色的蛇盘踞在坟头上。

    

    三叔一铲子下去，铲刃切入土层，发出“嚓”的一声闷响。他用脚踩着铲背往下一压，连草带土撬起来一块，然后弯腰把草根从泥土里扯出来。草根出乎意料地深，埋在土里足有半尺多长，白生生的像一条条蛆虫，断口处渗出黏糊糊的汁液，散发出一股甜腥气。

    

    那股甜腥气一出来，三叔的脸色就变了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这草不对。”他低声说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别说话，继续铲。”老太婆在后面沉着声音说。

    

    我不敢愣着，也拿起铁铲走到旁边的另一个坟包跟前，学着三叔的样子铲草。我这一铲子下去，铲刃刚碰到土层，忽然觉得脚底下的泥土微微震了一下。

    

    我以为自己站久了腿软，没太在意，一脚踩在铲背上把草根撬出来。就在这时，坟包里传来一个声音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咚。”

    

    很轻，很短促，像是有人在坟里头用指节敲了一下棺材板。

    

    我整个人像被点了穴一样定住了，手握着铲柄僵在半空中，浑身上下的汗毛一根根竖了起来。那个声音已经停了，但我耳朵里还在嗡嗡地响，不知道是耳鸣还是那种声音的余波在脑子里回荡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你愣什么？”老太婆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

    

    我张了张嘴想说，但三叔已经快步走过来了，一把抓住我的胳膊，手指像铁钳一样箍在我小臂上。他的眼睛死死盯着我脚下那个坟包，额头上的青筋暴了起来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三叔，刚才……”我声音发颤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我听见了。”三叔打断了我，嗓子像含了沙子一样沙哑。

    

    四

    

    太阳早已经出来了，但山上的光线并没有变亮，反而像是在头顶罩了一层什么东西，越往山里走越觉得阴。太阳像一块被泡发了的银元，惨白惨白地挂在天上，光芒散淡而无力，照在那些坟包和荒草上，不仅没有增添一丝活气，反倒让整片山坡显得更加死寂。

    

    我握着铁铲的手一直在抖。

    

    从刚才那声“咚”之后，我就再也没法专心铲草了。每铲一锹土、每拔一把草根，我都在暗暗提防着会不会再有声音从地底下传出来。但大概是老天爷听到了我的心声，接下来小半个时辰，一切都很正常，正常得不正常。

    

    三叔和我不再说话，埋着头一铲一铲地干。老太婆就坐在山坡高处一块长条形的石板上，那把石板不大不小，刚好够一个人坐，形状说不上来地规整，不像是天然形成的。她木棍横放在膝盖上，腰挺得笔直，那双瞎了的眼睛始终“望”着村子所在的方向，像一尊风干了的石像。

    

    我一边铲草一边偷偷打量山坡上的这些坟。铲了二十多座坟头之后，我慢慢看出了一些不寻常的门道。

    

    这些坟的排列极有规律。从山脚往上，坟包呈阶梯状分布，像梯田一样一层一层地往上排，每一层七八座坟，坟与坟之间的距离几乎相等，误差不超过半臂。这种排列方式不像是随意掩埋的乱葬岗，更像是事先规划过的家族墓地。但让我起鸡皮疙瘩的是，这种布局，从远处看，太像一把太师椅——两边高中间低，后方靠山前方开阔，这在风水上是典型的“阴宅”格局，有钱有势的大户人家才讲究这个。

    

    但阴洼村穷得叮当响，哪来的大户人家？

    

    我正想着，忽然听见一个声音从山下传来。

    

    不是刚才那种地底下传出来的闷响，是实实在在从山下村子里传上来的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咚——咚咚——”

    

    是鼓声。

    

    我猛地直起腰，朝山下望去。村子被山上那些密密麻麻的树干挡住了一大半，只能隐约看见几间屋顶的黑瓦和老槐树枝丫的轮廓。鼓声就是从老槐树的方向传过来的，一下一下，不急不缓，带着一种奇怪的节奏，说不上好听，但每一个鼓点都像是直接敲在心口上，震得人胸口发闷。

    

    三叔也停下了手里的活，站直了身子看向山下。他的眉头紧皱在一起，嘴皮子翕动了几下，像是在数鼓点的节奏。数着数着，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七下一停。”他说，声音压得很低，“停三息，再起。”

    

    七下一停，停三息再起。这种节奏我从来没听过，不知道是什么曲牌什么调门，但它就是让人浑身不舒服，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这一下又一下的鼓点中被召唤着、被唤醒着，从地底下、从深水里、从某个不应该存在的地方慢慢浮上来。

    

    老太婆突然从石板上站了起来。

    

    她的动作又快又猛，跟之前那个走路都要拄着木棍的瞎眼老太婆简直判若两人。她侧着头朝向鼓声传来的方向，那双瞎了的眼睛里忽然涌出了两行浑浊的老泪，顺着皱纹密布的脸颊淌下来，滴在她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上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来不及了。”她说。

    

    她的嘴唇剧烈地哆嗦着，枯瘦的双手死死攥着木棍，指节凸起，青筋暴露，像是要把那根木棍捏碎。她缓缓地转过头来，“看”向我和三叔，苍老的脸上浮现出一种我永远不会忘记的表情。

    

    不是恐惧，不是悲伤，而是一种深沉的、压抑了几十年的、到了这一刻终于再也藏不住的悲怆和释然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孩子，”她“看”着我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，“你们知道为什么这村子叫阴洼吗？”

    

    我摇了摇头，随即想起她看不见，正要开口说话，她已经自顾自地说了下去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因为这块地，根本就不是给活人住的。”她说，“阴洼阴洼，洼者低处也，阴者鬼居也。几百年前，这地方就是一个乱葬岗子。后来逃荒的人路过这里，走不动了，就在这里落了脚。他们不知道底下埋着什么，他们只知道这里水源充足、土地肥沃，庄稼长得比别处都好——长得太好了，好得不正常，好得让人害怕。”

    

    她的声音越来越低，低到最后变成了一种类似于哭泣的颤音：“庄稼长得好，是因为地底下有东西在养那块地。什么东西能养地？死人的血肉。”

    

    鼓声还在继续，一下接着一下，不急不缓。

    

    三叔的脸色已经白得像纸了，但他还是努力保持着镇定。他把铁铲横在身前，另一只手不自觉地摸向了腰后面别着的那把匕首，声音沙哑地问老太婆：“老人家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下山？”

    

    老太婆摇了摇头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别下山，”她说，“现在下山，正好撞上。”

    

    “那我们往哪儿去？”

    

    老太婆举起手里的木棍，指了一个方向。

    

    山坡的顶端，所有坟包排列的终点，那一圈已经枯萎了的荆棘丛后面，有一座用整块青石砌成的墓。那座墓比所有坟包都大，比所有坟包都高，墓碑足有一人来高，碑面上刻着密密麻麻的文字。整座墓被一圈荆棘围在正中，像一个严丝合缝的包围圈，又像是荆棘丛生出来就是为了守住这座墓，不让人靠近。

    

    荆棘已经枯了，但枝干上的刺还在，又尖又硬，像一根根骨针在暗淡的光线下闪着寒光。

    

    老太婆望着那座墓的方向，嘴角慢慢弯起了一个弧度。

    

    不是笑，是比哭还难看的表情，是那种压了几十年的东西终于要浮出水面时，一个人脸上会出现的那种筋疲力尽而又近乎疯狂的神情。

    

    “那座墓，”她说，声音轻得像一片落叶，“从来没有被铲过。”

    

    五

    

    故事到这里，其实还没有讲完。

    

    后面的那些事，那座青石大墓里到底埋着谁，我们最后又是怎么下的山，下山之后又发生了什么——这些我暂时不想讲了。不是故意卖关子，是真的每次讲到这些地方，我就开始头疼，像有根针从太阳穴往里扎，扎得人坐立不安。

    

    三叔后来跟我说，有些事说出来就不灵了，有些路走回去就不对了。他让我把这些事写成文字，但不许写结尾，不许写结局，不许把话说死。他说这样那些东西就不会顺着文字找过来，因为它们不知道故事的最后到底发生了什么，不知道是喜是悲、是生是死，也就没法算出我们这些讲故事的人到底还在不在这世上。

    

    我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。三叔这个人吧，一辈子说的话真假参半，有时候他自己都分不清哪句是真哪句是假。但在这件事上，我宁愿信他的。

    

    最后我只说一句。

    

    那年腊月二十八，我和三叔从阴洼村出来之后，镇上的老陈头又来找我们，说有一桩大买卖要带我们去做，就在阴洼村再往里三十里的地方，据说有一座明朝的古墓，里面的东西随便拿一件出来就够吃三年。

    

    三叔听完，笑了。

    

    他一个字都没说，回屋收拾了东西，拉着我就离开了黄泥坳，一直往南走了三百多里，到了福建地界才停下来。

    

    从那以后，我和三叔再也没有踏进过赣北一步。

    

    也再也没有见过那个瞎眼的老太婆。

    

    有时候半夜醒来，我会忽然想起那双空洞的、浑浊的、却仿佛能看穿一切的眼睛，想起那声从地底下传来的“咚”，想起那些穿寿衣的人咧开嘴笑起来的模样。

    

    然后我就再也睡不着了，睁着眼睛一直坐到天亮。

    

    天亮了就好了。天一亮，那些东西就回去了，回到它们该待的地方去了。

    

    等到下一个除夕前，自然会有人去铲山。

    

    草不能长过寸，坟头必须干净。这是规矩，是几百年前就定下来的规矩，定规矩的人已经死了，守规矩的人也快死光了。

    

    但规矩还在。

    

    草还在长。

    

    山还在那里。

    

    （完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