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993年5月27日，一辆军用卡车疾驰而入，冲进武汉解放军某医院的大门。两名战士从驾驶室跳下，怀抱一个浑身是血的年轻姑娘，疾步冲向急救室。

    是车祸？还是其他意外？围观的人们心中顿时浮起一片疑云。

    急救室内，标志危重病人抢救中的红灯骤然亮起。

    姑娘被迅速安置在急救台上。她已陷入休克，双眼紧闭，惨白的脸因剧痛而扭曲变形……

    抢救紧张地进行着：清创、止血、注射急救针剂……十几分钟后，她艰难地微睁双眼，嘴唇轻轻颤动，似乎想说什么。

    主治医师俯身贴近，只听她断断续续吐出几个字：“我……后悔……”随后，是一声几不可闻的叹息。她的头歪向一侧，再也没有抬起。护士缓缓地用白布单盖住了她的全身。

    急救日志上留下一行冰冷的记录：5月27日上午10时，抢救无效死亡。

    姑娘的遗体被推入解剖室，市公安局的数名法医早已等候在此。经鉴定，她的死因是重度颅脑损伤导致的出血性休克。

    死者身份很快查明：徐玉娟，19岁，武汉黄陂县人，随村建筑队来武汉参与施工。

    她为何竟遭此横祸？这一切，还要从两天前说起——

    1993年5月25日，是玉娟生平第一次领到工资的日子。

    她满心欢喜，打算用这笔钱为自己添置一身新衣——既然来到大城市，说什么也不能被人看低。傍晚刚吃完饭，她便拉着一位女伴，兴高采烈地快步走向百货商场。

    两人说笑着穿过汉正街附近的一处岔路口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农村打扮的青年人骑着辆载重自行车朝她们疾冲而来。

    车前把挂着一个包袱，后架两侧各悬一只柳条筐。因车速太快、负载又重，他操控得十分笨拙。

    眼见车要撞上，女伴惊叫一声跑开数米，玉娟却躲闪不及，被车轮碾过脚面，连人带车摔倒在路边。

    骑车的青年叫庄杰，刚满22岁。这天一早，他和同村人运菜到武汉某农贸市场售卖。

    下午卖完菜，他想起次日是奶奶生日，难得进城，该给老人带点礼物，便去商店用刚赚的钱买了两斤蛋糕。

    天色渐晚，归家心切的他奋力蹬车。习惯了乡间小路的他，面对城市街道的车水马龙，不禁有些慌张，一遇紧急情况更是手忙脚乱。于是，谁也没料到的一幕发生了。

    就在撞倒玉娟的那一刻，他们谁都不曾意识到，一场悲剧的序幕正缓缓拉开，而主角，正是她与他。

    庄杰是个憨厚朴实的农村青年，从未惹过这样的麻烦。他从地上爬起，一时呆立不知所措。

    玉娟的女伴赶忙扶起玉娟，提议道：“快送医院看看吧！”庄杰这才回过神来，连声应道：“应该，应该！”他用自行车推着玉娟，一路小跑奔向附近一家医院。

    值班医生仔细检查后宽慰道：“别担心，只是肌肉有些红肿，擦点药，一两天就能好。”

    庄杰取来药，又推车将玉娟送回住处。刚安顿她坐下，玉娟便气呼呼地说：“不行，我脚还疼，得去拍个片子。”

    庄杰忙答：“好，那就拍片子。”

    玉娟又说：“你去租辆车来。”

    “行！”庄杰一口答应。

    出租车将她们送往武汉另一家医院。x光片很快出来，医生明确告知：脚骨没有任何问题。

    从医院返回已是晚上十点多。庄杰这才想起该正式道个歉，他诚恳又笨拙地说：“大姐，实在对不住，是我不对……”

    话未说完，玉娟就不耐烦地挥手打断：“别说这些好听的，反正我脚还没好，你不能走。”

    “是，我不走。”庄杰低声应道。

    这一夜，他心乱如麻，一夜未眠。一会儿想起奶奶和父母——自己头一次夜不归宿，他们不知该多着急；一会儿又懊恼自己闯下大祸。

    他在工棚里呆坐到天明。天亮后，有人提醒他给姑娘买点早餐，他赶紧上街买了两斤油条，连同给奶奶的蛋糕一并送到玉娟房中。

    玉娟再次提出：“别人说某某骨科医院看得好，今天还得去查。”

    尽管这已是第三次上医院，庄杰依然满口答应，又租车前往。检查结果与前两次毫无二致。

    从医院出来，实在的庄杰掏出仅剩的十二元钱，请玉娟和陪同者吃了顿饭。他心里想着：“不管怎样，是咱撞了人，理亏。现在伤也看了、礼也赔了，总该让我走了吧。”他却没想到，事情远未结束。

    下午，玉娟闭门睡觉。庄杰不敢打扰，只得焦灼地坐在院里干等。尽管归心似箭，他也只能一分一秒地熬时间。

    直到傍晚建筑队收工，庄杰请来两位老师傅，一同进房再次赔礼，并提出能否先回家。

    玉娟一听瞪大双眼：“什么？撞了人就想溜？没这么便宜！”

    “我先回去，地址留给你，过几天一定再来。”庄杰急忙解释。

    后来进屋的几个建筑队工友也觉得她有些过分，但谁也劝不动，只得摇头离开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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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“那你说咋办？”庄杰无可奈何。

    “伤筋动骨一百天，你要赔我一百天的工钱和饭钱，还有……”

    庄杰终于有些按捺不住：“你也太不讲理了！要不咱们找政府解决，该赔多少我认。”

    “我走不动。”玉娟冷冷一句，别过头去再也不吭声。

    庄杰又急又气，眼泪直往下掉。

    “谈判”破裂了。庄杰不知该如何是好，他感到眼前已无路可走。

    在很多人看来，这或许不是什么大事，但对这个从小在乡村长大的青年来说，却实实在在地成了一道无法解脱的困局。

    这里有必要补叙两处细节：

    据建筑队多名目击者证实，庄杰不在时，玉娟行动自如，又走又跳；可只要庄杰一出现，她便立刻跛足呻吟。

    事后法医尸检也确认：死者玉娟的脚面仅有一道黄色印痕，骨骼与肌肉均无异常。

    一位好心的老师傅私下提醒庄杰，最好找交通队处理。当晚，庄杰一一拜访包工头，请他们转告玉娟，次日一早去交通队。玉娟勉强同意，庄杰这才稍稍安心。

    1993年5月27日，天亮了。庄杰满怀希望地找到两位包工头，盼他们同去交通队。

    可两人深知玉娟“不好惹”，更忌惮她那位同样强势的母亲，便借口检查工地进度，先后溜走。庄杰坐立不安地等到九点，实在心急，只好独自去找玉娟。

    玉娟正悠闲地躺在床上看书。

    “大姐，咱们去交通队吧？”他小心翼翼地问。

    “今天不去了。”

    “为啥？不是说好了吗？”

    “脚疼。”

    “我用车推你去。”

    “说不去就不去！”玉娟头也不抬。母亲曾嘱咐她，女孩子出门就要厉害些，不然会受欺负。更何况，这次是她“占理”。

    玉娟的态度彻底激怒了庄杰。一股热血猛地涌上头顶，连日来的委屈、焦虑、愤怒在他脑中翻腾。他嘴唇颤抖，却只迸出一句粗吼：“你…你太欺负人了！”

    玉娟抬眼，傲慢地回敬：“你给我出去。”

    庄杰全身如火灼烧，他猛推了她一把。玉娟借势高声嚎叫起来。庄杰顺手拾起一根木棍，朝床上的玉娟击去。

    第一棍打破她的额头，玉娟起身与他厮打。庄杰此时已完全失去理智，他抡起木棍，不顾一切地向她头部猛击。

    连日来的怨气全都凝聚在棍端……渐渐地，玉娟撕扯的手松开了，叫喊声微弱下去。她仰倒在床，身下漫开一片血泊。

    庄杰是在逐渐冷静下来后才停手的。看清眼前的一切，他吓出一身冷汗。他扔下木棍，奔出门外，一路打听跑向当地派出所。而玉娟则被众人抬上一辆军车，火速送往附近医院。

    玉娟死了。庄杰因故意杀人罪被逮捕。法庭在充分考虑这起恶性案件的具体情节后，判处其严厉而适当的刑罚——死刑，缓期二年执行。

    当审判长宣读判决时，他哭了，泣不成声。是感谢政府给予生的机会？还是悔恨自己犯下的罪？

    他应当明白：法律既保护公民权益，也是打击犯罪的手段。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理智。

    冲动之下，往往酿成盲目之举，一旦失控，便是毁灭他人、也毁灭自己的犯罪。

    玉娟不幸惨死，是这起凶案的受害者。但她的死，留给世人的思索却更为深远。

    中华民族素以文明礼仪着称于世。人与人之间，礼仪、谦让与容忍，常能化干戈为玉帛。

    这可谓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。可惜在玉娟身上，这种美德显得如此匮乏。她的“厉害”，实则是蛮横，最终葬送了自己的一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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